威尼斯雙年展是藝術雙年展之母。從1893年的籌備到1895年第一屆雙年展迄今，藝術雙年展模式穿越了一百多年的歷史。藝術史表明，藝術家參與這些活動是駛向成名之顯的通途。一段時間以來，威尼斯雙年展機構的定論與屬性一直處於不明晰的狀態。1998年1月23日，義大利政府批准“威尼斯雙年展機構”改名為“威尼斯雙年展文化公司”，該公司屬私有性質，它獲得政府、國會的扶持及監管。由於其歷史文化的屬性，威尼斯雙年展在西方當代文化藝術活動中一直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其文化的史脈，發展的趨勢，幾乎輻射到所有的文化領域，包括視覺藝術、電影、音樂、戲劇、建築、舞蹈等，這些活動對當代藝術的影響是深遠的。二十世紀中葉(1957年)德國以威尼斯雙年展模式為基礎，創辦了卡塞爾文獻展(5年機制展事)，巴西創辦了聖保羅雙年展(1951年)。這些展覽的制度化，保證了它們的持續影響力，並成為所在國國際交流的普遍方式和重要溝通管道,成為其文化戰略的外交視窗，也是我們審視全球藝術雙年展機制的起點。回顧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過程，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因此,對威尼斯雙年展模式的研究,就中國當代藝術而言,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全球化背景
當下，全球化的浪潮拍打著國家與民族的疆界，民族與國家的體系與命運正經歷著全球化式的經濟與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挑戰。自上世紀下半葉以來，跨國化的資本、人才、資訊的流動加速並塑造了文化、資本、政治的某種強勢滲透,自然的,也就帶來了某些相關方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危機，也使全球化的後殖民主義成為全球的行為態式。時下，西方當代文化話語權的優勢，符號的滲透力和價值觀念正衝擊著中國的當代文化生活。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地緣文化的政治意義而言，文化話語權已經成為中國政治與文化精英的思考對象。毫無疑問,中國從國際文化邊緣位置的現實性進入到“話語權多元”的全球化的本體性，參與到國際文化秩序的重構，是中國面對國際汐潮的現實需要。
政府文化決策層參與在全球文化發展的邏輯之中，對於中國當代藝術雙年展機制(或三年展機制)是有效的選擇。如上海雙年展、北京雙年展、廣州三年展等。這些展覽機制為中國當代藝術史研究，當代藝術問題的剖析，提供了學術參數的背景，是一種分析、總結當代藝術的學術平臺。
從本土眺望全球，我們需要什麼樣式的藝術雙年展，如何構建我們的雙年展，這不僅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更是一個前瞻性的理論問題，是涉及到下一輪良性迴圈的國際雙年展機制的有效性思考及參與的問題。
雙年展方法之鑒
國內的雙年展是可以借鑒國際大展的軟硬體的建設模式的。事實上，那些國際頂尖級的大展也會犯小兒科般的錯誤，因此借鑒和交流是重要的。以中國的文化而論，以中國人的藝術再論：一方面要走出去融合與參與,另一方面也要請進來樹立自己的國際展事品牌，其間的活動的開展，可以多方接觸，取長補短。
以理論的角度而論，當代藝術的研究，不應只是注意圖像格式、功能，還應注意到它們後面有一個理論系統(或稱文本系統)的支撐，這是當代藝術的難點之一。
以方法論而言，展覽方要熟悉圖像與文本系統之間的關係，而不僅是操作的理論，理論之為理論所誤，源於受理論的眼光局限之所誤，源於操作人對當代藝術的產生過程，技術性、難度要求以及相關的標準不以為然。他們對圖像類型的興趣，遠遠超過其它。對於策展人而言，篩選評判作品的標準，在很大程度上被操作圖像的理解而決定。入展作品的首要門檻，在某些情形下失去了它們的意義性、公平性，它有時完全在於策展人的“品味”及解讀框架，還受制於展覽經費預算等其他因素，以此而來,入展的客觀性及公認程度有時便顯得變化無常，其招至的風險是展覽方的權威性的喪失。也許,當一個展覽的品牌由於展覽方的“品味”向虛處傾落時，它並不妨礙我們將它勾勒出一條藝術史的連續曲線，因為“恭維”也是一種批評的方式。
以理論的形式探討操作，從具體的操作而言，特別是展覽方於大型國際展覽而言，對圖像的識別能力的技巧，正是圖像學與考古學的互動，豐富了對圖像的描述、圖像的認知與定位，並帶上一種方法論的技巧，這些技巧將給藝評研究在使用對象、觀察方法和介入觀念上提出一些命題。從表層上而言，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當代藝術的領域中，我們看到了新材料正逐步進入到當代藝術的領域，錄相、電影、多媒體等形式的圖像形式應用，使藝評在操作方面應接不暇。這裡我們所說的圖像學與考古學互動的方法論式的技巧，將使圖像學作橫線式的擴展，並有益於每一類型語言的前伸。這一前伸還表明，語言的研究體現了圖像性質的深化。
在當代國際大展中，圖像語言的技術性問題，是讓我們困惑的直接原因，這個問題將直接反映出整個展覽的水準和展覽方的整體學術品質。如果說展覽方不再是停留在一種自我實現的操作遊戲的規則之中，而是全面關注探究圖像之所以為之“圖像”的表面與內層結合的學術語言，那麼情形會為之一變。學術語言是圖像裡面的核心，由此的圖像形象性質具有整體性、連續性和完整性。
在大量的藝術史學文獻的研究中,我們探索方法論是藝術操作的破題,策展的原型由此展開.不難看出操作論的形式學工具是藝術批評,而當代藝術的策展法則是藝術形式邏輯進化的必然.
操作一體化的問題是西方當代藝術從現代走向後現代的主要病垢，在這過程中操作的目標不規範、不透明，以及操作權力的極度擴張，本質上侵蝕了藝術家的權益，使藝術走向藝術批評理論、市場化的運作與藝術家自身命運所形成的瓶頸現象,這涉及到操作一體化與藝術家位置之間的問題,涉及到相關展覽監管機制。
策展影響著藝術生長的形態,這是當代藝術的特徵.是藝術結構內部轉換模式的表像.操作具有的某種資本性質,是資本社會的折射而滋生起來的特殊現象.
事實上，每一種展覽新機制﹑藝術新理論﹑藝術批評法都在試錯;每一種一體化的權力都需要制衡，這是實踐得出的道理，在制衡中發展的操作，這是良性的。
藝術大展也象一個工程一樣，從招標、發包、工程實施、施工過程中的監工以及品質驗收，是一個系統，系統下面形成分支，對於展覽方而言，它將嚴格按照“工程發包”的條文行事，制約操作過程的理論偏見性，避免盲目性。如果在籌展的過程中有一個獨立監管機構，它只對工程品質負責，是獨立的工作性質。在整個過程中，它將按工程條文檢查，隨時糾編或者只歸屬于展覽主席.它檢查工程進度與時間表有無衝突，大段分配的工作量，定期的工作會議檢查，品質問題(在選擇參展的作品上，是否偏離展覽主題)以及竣工前的總檢查，與總策展人一起檢查分策展人的工作，包括展品定位，佈置，最重要的開幕式以及後勤協調工作的直接督管，其結果好壞將直接與總策展人的相關權益聯繫在一些。這裡我們所說監管機制就是要有獨立的監督機構執法，維護展覽的品牌。
理論之思與話語權生態
全球化與地域性，這是所有國家面臨的問題，如何構建我們的雙年展，是文化精英與政府決策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雙年展舉辦的意義何在,一百多年以來的雙年展的發展作出了回答，令人思考.總結當代藝術所發生的,正在進行的藝術史的經驗,是展覽機制面對社會所要探索所要反映的問題.比如,展覽期間進行專題論壇，切入理論問題，便是威尼斯雙年展在這樣一個意義上的成功範例之所在。因此,藝術雙年展同時也是呈示問題的平臺，上海雙年展、北京雙年展莫不如此。
就本土的藝術而言，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直接受益於中國經濟的起飛,並開始與全球化進程糾纏一體。
從理論上講，發生在不同時空的事件的異置會產生品質上的轉化甚至是裂變。以中國當代藝術而言，它在中國本土發生是一回事，把它放在世界格局中又是一回事;而中國之大等同於歐洲，中國當代藝術之紛繁複雜也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其現象和內涵上的差異有時甚至不亞於其在國際格局的情景中的比較，顯然它們或多或少都以各自的面貌與本國政治、文化、歷史和社會的根連接在一起。因此，時空和身份的換位元在抽象和具體狀態而言，對原生態的文化都有消解和重構的兩面意義。在國際的大循環中，中國已越來越多的參與其中，並要在各方面發生作用，因此，藝術生產的全球迴圈將不可避免的發生。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不同世界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以強勢或弱勢、主動或被動的身份對位在當代國際藝術中的結構、消解、創造、複製和重構的某一環節之中，這一切都是意味深長的,需要從理論意義上來建構。
在中國，展覽的硬體是可以通過投資來改變的，這已不是問題.但對於中國的藝術雙年展，更重要的是從中國藝術的文化發展的角度，從理論的整體構建的角度來著手。如何發展中國當代藝術的理論特別是與自身文化相結合，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舉措。關於這一點,我們是否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有一個清晰的規劃，這是一個問題。以西方為鑒，向西方的歷史文化學習，系統地研究西方當代藝術，研究和反思西方藝術的理論與雙年展結合的歷史性與必然性,是一個很有必要深入的課題。因此,進入全球藝術雙年展機制，一方面在於審視藝術史的明晰度，另一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剖析西方當代藝術理論如何與大型藝術展事的互為結體。我們以為當代藝術不僅僅在於方法論的運用上,其實它更是文化意義上碎片的拾荒，這些文化碎片是歷史的整合，碎片的性格本身保留著自身的特殊含義,這需要理論層面的深度思考。顯然,當今的藝術雙年展模式伴隨著市場經濟而膨脹，正在形成一種生產力,但這種藝術生產力的膨脹往往又是以吞蝕文化碎片為代價的。這是一種模糊而寬泛的過程,是一種文化隱喻，同時帶有物的商品屬性，它體現在深層價值的描述，文本的指向和符號的描繪之間，凹凸相依，構成一幅整體闡述的圖像叢林,然而它的邏輯指向是清晰的.我們確信，不同文化傳統,某種相關的歷史境況確確實實依存在比較隱蔽的邏輯之中。顯然,市場化構架，全球化形態具有明確的符號判斷與理論框架，但它掩示在某種文化的深層結構裡;體現在情景邏輯之中：
我們沉浸于文化的夢幻﹑歷史的迷宮及其傳說裡，這些文化傳說仍然活在我們心中，穿梭於今日文化的迷宮之途。我們回溯:文化不僅僅是空間的地理概念,文化的記憶隨著時間在更廣闊的境域彌漫，引導我們在歷史的豐碑和廢墟中尋覓某種神話。
是的,不同的理論文本產生於不同的語境，融合在它們百年歷史脈絡的整體關係之中，產生在文化語法的生成過程之中。
隨著全球資本與商品市場化對整個社會領域的佔有，伴隨著一種思考的含混性認識發生,即忽略歷史進程、社會環境、人文表述等殊多因素，表現為一種表層論述，它會影響藝術家一時的創作心態，其變化中的當代藝術的指向也就會變得含糊。可以肯定的說，西方當代藝術對自我形象﹑人文傳統的“解構”，“顛覆”，也都是對自身文化傳統的再認識。換句話說，這種行為是對傳統疆界的不斷擴張與重新界定，是變化中的某種形態的回聲。窺其內部它們有一個強有力的理論作為支撐。西方一些大牌的策展人，也是當代藝術領域的理論推手，比如伯力托•歐力瓦，著作等身，迄今為止出版了七十多本當代理論著述。再如茲曼，他上世紀六十年代所開創的“大策劃”，“大策展人”概念，都有一種強有力的基督教精神，表現為對異文化進行征服與佔有.這種因素自五十屆威尼斯雙年展以來，體現在當代藝術展覽中便轉顯為一種特有的開放場景。
從總體而言，我們對西方藝術的瞭解，依然是粗放型的:無論是傳統的，還是當代的。我們正在歷史文化的碎片中採集特寫鏡頭。我們相信，與傳統相對峙的不是現代或後現代，也不是所謂的當代,也不是歷史經驗在歷史文化運動中的變遷，而只是一種研判的方法而不時結果。
準確的說,中國當代藝術它是建立在中國自己的現實環境和歷史脈絡之中，是中國的現實生活﹑現實經驗的一部分。儘管中國當代某些藝術作品迎合西方策展人的判讀眼光以及西方人的“文革情節”，但它產生在中國的現實土壤之中;那些運用中國元素的海外中國藝術家與母體依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的作品同樣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語景下,某種自我的困擾總是來自某種明確的歷史意識.在當今,西方話語權依然強勢，“話語權”作為一個語言問題的顯現與“時下語言”相伴，是一種自我問題,也預示著某種重大變革.
“話語權”構築不僅意味著一座文化堡壘的構築，也透露出中國當代藝術正處於轉折的關頭。如何在國際藝術社會中發出中國人“話語權”之聲，這是值得一探，再探的。
由於中國整體國勢的上揚,中國當代藝術越來越引起世界藝壇的重視，然而人們對中國當代藝術及其內涵的瞭解是有限的，而中國策展人參與藝術活動的多樣化對於中國當代藝術而言很重要，批評與策展活動的國際化也很重要，活動越紛繁，其重要性彰顯得越明顯，在重要的國際大展的策劃活動中，有歐洲人、美國人，也要有中國人，作為中國展覽方，中國的獨立策展人,它的心胸和眼光首先是要面對世界，是國際的視野，展覽的理論立意不應該只是關注和關心中國人自己，需要世界性的主題，需要一種職業的素質和眼光來展開，需要一種獨立的藝術人格，需要與世界藝術系統合作。
面對全球化的文化時代的權力構架，中國的雙年展的立意需要對全球化與地方觀念的揣度審視，中國包含地理和文化的意義，其哲學和思想背景的東方性，即所謂的東方主義值得探究。中國的批評家和策展人更應該關注世界，而不僅僅是中國和中國人自己，中國當代史毫無疑問是世界的一部份,更多的關注世界是中國當代藝術在理論建構和方法論的實踐上,理論家和策展人應該思考的問題。
我們談到中國的當代藝術，涉及到它們的名與實的關係，抽象與具體的關係。一種移情設計把藝術變革的現在投射到國際藝術社會的組合之中，形成一系列藝術現象,而這一系列現象首先是建立在中國的具體情境之中的。我們向西方學的是一種經驗，是一種具體後而又抽象的現實。在我們談到中國當代藝術的時候，這樣一種經驗和現實仍然會受到社會與政治的制約，這是中國現實環境的折射。
文化新景觀的喻意
在某種程度上，傳媒構建現實，其實成為非現實.審美的淺層化，審美的過剩，藝術形式滲透到一切商品與客體之中，任何一種東西都可以成為美學符號,由此形成了當代藝術氾濫的當代景觀。
我們生活在攝像超越實景，副本優於原件，表像誇越現實，而外貌勝過本質的這個時代。這是當代文化的某種喻指，今天我們的確生活在一個自我複製的時代，透過媒體資訊、消費和高科技等手段完成著一個虛幻的超現實的世界。似乎是,這個世界裡只有影像、代碼所塑造的符號，就本質上而言當代藝術成了這種類像王國的反映之一，其構成是電腦化、資訊、媒體、攝像系統等。以上觀之，這是資訊與符號構築的時代，其技術操作手段是通過控制論所延伸出的模型與代碼，借助表像直指深層的核心原素，並借代這種依託關係，符號與實體形成良性的循環系統.在類像表徵的資訊資訊的全球社會，中心與邊緣的文化概念、地域觀念將讓位或逐步讓位于符號與符碼的“類像”時代，藝術是一種仲介符號，符號與符號間可以置換，不言而喻，虛幻的真實，成為“超真實”，擴而廣之，雜誌中的居住環境更真實，網路中的虛幻更真實，不真實變得更超現實。在類像王國裡，現實與生活的界線已經抹平。如此的,這樣的文化新景觀已是思考和立意中國的雙年展時不可回避的方面了.
結語
我們生活在一個圖像時代，在電視機電腦面前我們選擇圖像，在展覽中我們觸及隱喻，我們閱讀展品，在背異與延遲中重新閱讀藝術史。中國當代藝術現實，曾是“星星畫會”以來，中國藝術家集體移情到彼岸，也是現代與後現代列車複混的驛站。我們面對的這個時代編織﹑話語了依然強勢的西方,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異域概念上的地理差異，文化上的他者，更應是呈現在學術上的透視法則。當代藝術的研究日益踏上學科化，建制化的旅程，為數不少的藝術學者的介入，藝術院校相關專業的開設，博物館、畫廊對專題藝術家的個體研究形成良性的互動。從全球範圍看，文化研究依然置身於經濟與國力的背景之中，從專業的角度而言，當代藝術的研究不只是開放性與理論方面的多元的探討，對當代藝術的切入，其核心在於它的批判功能,從理論的角度看，批判的概念不只是一個知識的問題，而是一個學術問題，它是通過向現行學科的探究，甚而是向現行文化，藝術環境、秩序的質疑，是一種挑戰的姿態，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肯定中國當代藝術同仁努力構建的理論及其實踐.雖然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話語中依然邊緣，但至少在符號與話語的層面上獲取了相關的權力。
就功能而言，中國當代藝術的研究不僅僅是學術與知識的構架，而且上升為一種文化政治或符號政治，如果說當代藝術的初衷是具有顛覆與結構價值的衝動，但隨著學術系統與主流話語對其的納入，它日益成為當代學術系統中的研究物件，並喪失原有的特值。
當代藝術一方面體現時代特徵，另一方面折射出地域特徵。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就藝術界而言，雙年展以它特有的形式，拓展與促進文化前沿的交流，它體現了藝術創作的新趨勢與動向，並與相關的因素結合，促進展覽超出自身價值，它以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理位置以及國家利益為要素，塑造國家文化對外交流的整體戰略格局，就象威尼斯雙年展，它實際上是義大利對外文化形象宣傳﹑溝通的極其重要的平臺，是義大利文化戰略的組成部分。
引用：http://www.timesart.org/ArticleView.aspx?id=4520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